那么，如何整合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呢？我们认为，每个有志于善用湾区建设机遇的实体和个人均应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将粤港澳大湾区的前途与自己的前途挂钩。
法律实用主义者之一的霍姆斯指出，由于现实生活是流变的，因此，司法不能够按照100年前先人们的理解去理解，法律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对社会政策（即什么是对社会最好的）的考虑。（二）司法能动并不天然地优于司法克制在美国法学史上，虽然人们对司法到底应当是能动或者是克制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是，在理论上，两种主张各有道理，都没有绝对的比较优势去征服对方。
这种界定主张，司法能动应当包括以下内涵：1．审判权及判决所作用的范围及社会功能。但对于社会效果，只能够在法律框架下去追求和实践，而不能够抛开法律框架去探求社会效果。而在中国司法能动发端的动因中，司法腐败、司法作风恶劣、不严格执法等，都不是美国产生司法能动的动因，至少现有资料看不出来。而在既往我国司法职业化进程中，对于上述主张和问题的关注又的确不够，有的主张甚至被严重忽视了。因此处于社会转型期并处于法治建设进行中的中国，其司法工作最为重要的实践观念恐怕更应该是强调严格的依法办事，或者可以换句话说就是要坚定地展现出法律形式主义或者守法主义的、哪怕僵硬而呆板但确实更为平实而质朴的专业立场与态度。
随着美国社会矛盾的复杂化，联邦最高法院日益显现出其在制定政策、解释立法和监督法律实施等方面的作用，发展到后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不仅仅是解决种种争端，更多地是通过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去解决法律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可行性等问题。解决个案存在的纠纷，从来都是司法首先要面对的任务。物权是由生存权直接带来的自然法权，而公平则是在物权基础上由实践的理性带来的自然权利。
亚里士多德对平等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述，即算术的平等和几何的平等。而在资本体系当中，其政治表现形式就必然是马克思所指出的支配-从属关系，它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涉的终极问题是人类物种的永久生存。什么是发展？可以借助矢量（Vector）这一数学、物理学概念来理解其内涵。
第二，世界历史是进步的，这一进步的目的便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共产主义的客观必然性。第二，康德的自然法权是永久和平，但今天，在资本主义有能力毁灭自身的背景下，自然法权已经在人类物种永久生存的意义上被赋予新的内涵，即已经不只是人类能否实现永久和平的问题，而是人类能否实现永久生存的问题。
通过确立各民族国家之间的自然法权基础，规范各民族国家的生存实践，从而推动形成超越以往资本逻辑主导的文明形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艾伦·布坎南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正义这一自然法权是因为有不正义才存在的。他认为，历史从东方世界开始，但东方只有一个人的自由，即皇帝。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希求根植于人类这一物种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生命本性，因而是直接获得的自然权利。
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层次，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被置于世界历史进程当中，在历史哲学的意义上确立它的客观真理性。这就意味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语境中被赋予其意义的，它针对的是有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不同民族国家，因此要在差异性基础上坚持同一性，这一同一性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而这些共同价值在民族构架交往实践中就构成了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自然法权。作为精神生命，天然会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便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三）全人类共同价值在自然法权意义上的客观真理性从学理上看，全人类共同价值必然要面对如下问题：全人类共同价值仅仅是某一个民族国家的主观愿望，还是具有客观真理性？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这也是马克思为何用其毕生精力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明的根本原因。与此不同，人类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只能借助实践理性来捍卫这一物种的自然法权，从而实现永久生存。
马克思超越了康德的唯心论并基于类本质开创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把自然法权落实在社会生产关系当中。显然，这是违背前文提到的公平这一自然法权的。
三、以自然法权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路上述自然法权只有历史性地落实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才能获得它的实践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才是作为各个民族国家天然具有的自然法权而存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保证每一个民族国家作为独立主体，其自然法权得到尊重。第三，它们不仅仅是抽象的关于共同价值的观念，而且在具体内涵上构成了自然法权的基本范畴。所以，必须要逼迫那些违背人类自然法权的行为，消除其丛林法则文明形态，从而迫使其回到理性的限度。而后者也必然导致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如反抗殖民统治的解放运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
第一，人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人类应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是人类物种赋予自身的世界历史责任。公平这一自然法权表明：各民族国家之间，在世界生产关系中对本国物质财富占有和义务承担方面，应该坚持同一标准，而不是双重标准。
显然，如果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仅仅建立在人类的主观愿望上而没有其客观真理性，这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在现实中也会缺少其客观必然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之路毫无疑问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在今天的重要实践。
对于不坚持理性的民族国家来说，理性是无用的。这些努力本质上都是在确立和平对于人类来说的自然法权基础。
康德的自然法权在今天看来显然不够彻底，因为，在人类物种能够毁灭自身的情况下，已经不是永久和平的问题，而是永久生存的问题，永久生存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绝对基础。自由这一自然法权表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能违背国际间达成的契约或者条约而行为，它是人类这一物种直接享有的自然权利。可见，发展是基于人类这一物种的特殊本性，因而是直接享有的自然法权。这些自然法权根植于人类的本性，因此不是后天由他人（民族国家）赋予的，因而也是不可剥夺的。
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都直接地指向永久生存，这些物种单纯凭借他们生命的自然法则就能够实现永久生存，除非某种外部自然力的破坏导致物种的毁灭。（六）自由的自然法权内涵自由这一自然法权最初是在道德学、法学、政治学中所探讨的关于个体生命的最高价值归宿。
现在，我们尽管极力地倡导理性的自然法权的真理性，这或许也仅仅对于秉持理性的民族国家来说才有意义。发展这一自然法权表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直接享有推动自己民族国家实现发展的权利，而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能阻止其他民族国家的发展，除非该民族国家的发展是以破坏和阻碍其他民族国家发展为条件的。
人类如果不把共同体视为客观的自然权利，这一物种便无法生存。而这一客观根基除了诉诸自然法权，目前尚没有其他形式能够取代。
这样，这些价值就绝不仅仅是人们的价值观，它在本质上是人类这一物种直接拥有的自然法权。但是，自然法权更多是在主权国家范围内的法哲学中加以探讨，而从自然法权的角度探讨人类永久和平的世界历史问题，康德首屈一指。实际上，马克思也同样把自由这一自然法权视为人类的最高归宿，这便是共产主义的自由和解放。其中最为根本的原因，不是人类缺少对自然法权的构想，而是这一实践理性没有在现实中得到落实。
这也正是为什么西方政治哲学家持续探讨如何把人类从自然状态中带向法治状态的根本原因，因为人类在动物式的自然状态下无法实现永久生存，唯当借助实践理性为基础的法治状态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而这一社会状态的实践理性基础便集中落实在自然法权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是由资本逻辑所主导的文明。
首先，要想彻底批判资本逻辑的反自然法权的本性，就必须回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对资本主义的彻底的批判。每个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成为世界生产关系中的一员，必然会发生物质生产和分配的关系，这在单个民族国家内部是以国家的主权赋予其中每个个体的财产权，而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则需要各民族国家之间凭借理性建立起生产和分配的规则，比如WTO便是西方国家主导确定的国际经济秩序。
而马克思则通过建立一种公有制的生产关系，进入共产主义，从而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这样，最初的物权在世界历史的生产关系中便表现为公平占有的问题。